刘世锦在提案中指出，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可以考虑三种类型的增长率：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和宏观政策约束下可实现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三种增长率的叠加。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潜在增长率由高速逐步转到中速。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需要大体上是适应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宏观政策的度把握的较好，基本上不存在宏观政策过紧制约增长潜能的情况。”刘世锦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已有的某些体制政策因素对增长潜能的约束。

对于2022年的宏观政策取向，刘世锦认为，2022年上半年，宏观政策要发挥防滑托底的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在前期降准、引导降息的基础上，结构性导向要为房地产软着陆和中长期平稳发展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同时重点支持城市化和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住房建设资金需求，如支持城市农民工安居工程建设。财政政策要利用上年的增收空间，支持一批有回报、有长期潜能的基建项目，如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交通通讯项目。另一方面，重心逐步转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简单地说，短期内货币政策的重点要稳房地产，财政政策的重点要稳基建。”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增长、扩内需？刘世锦提出，稳增长、扩内需的立足点要转到发掘释放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其中，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所具有的增长潜能，也可以说，是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的潜能。

“需要纠正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的倾向。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刘世锦说，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的主要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就要着力发掘释放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阶段结构性潜能受到不同程度某些体制机制政策因素的约束。对此，刘世锦建议，近期需要推出一批扩张性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动能。

第一，以城乡土地、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双向流动，协同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和乡村振兴。在都市圈特别是一线城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区之外放开外来人口落户限制；鼓励都市圈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探索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收益优先用于完善相关转让者的社保体系，建立高透明度的转让流程；在入市交易和流转的土地上探索建立养老社区，向城市居民开放；实施进城农民工安居工程，配套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加快都市圈城市群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拓展数字技术（如5G、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向融合的垂直系统场景；在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基础上，积极鼓励数字技术创新，重视并改变创新领先企业数量下降局面；促进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推广使用隐私计算的新技术开放数据资源，加快数据的流通和优化配置。

第三，以绿色创新拉动投资和增长。提出并动态更新绿色重大技术清单，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激励加以推广；尽快实现能耗“双控”（能耗总量和强度） 向碳排放“双控”（碳减排总量和强度） 转变；对高碳行业实行区别化政策，不搞一刀切，放开、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生产和投资，限制或稳住非绿色生产和投资。

第四，实施双轮驱动的扩大消费战略。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市场化高质量供给上水平，推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型升级；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重点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推动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期动能。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