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倪鹏飞看来，三重人口流出的压力也是城市人口流出的三重原因。其中，城市人口流出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从个体城市来看，它有生命周期，特别是一些资源城市，资源被开发完后，势必出现城市人口的流出。另外，从空间格局的角度看，在城市化的初期，各个地方的人口分散聚集在一些小城镇。在90年代，小城镇的数量从2000个涨到2万、甚至涨到3万个。在过一段时间以后，人口开始向中等城市、大城市聚集。城市群、都市圈由中心向外扩散，正是大都市的“聚”才使得东北等区域出现了人口的流出或是说人口的收缩。针对这个趋势，要顺应规律，积极应对。

第二个原因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导致了人口的变化。倪鹏飞指出，现在我们的城市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在一些县级及以下城市的人口在流失；另一方面，很多的大中城市、超大城市，由于人口的过度聚集出现了“城市病”。“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服务或者叫公共产品的匹配、分布存在问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的行政权力越大，优质的公共资源可能就会布局到那里去。级别越低，优质的公共资源就更少。这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地级以下城市人口大量流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也导致了超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出现了过度的聚集。”倪鹏飞说。

第三个原因是发展战略层面的原因。“在过去，沿海地区由于改革开放，所以经济增长非常快。在2003年实行土地财政开始以后，由于地方竞争特别激烈，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北方城市没有条件通过与全球产业的对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那它怎么办呢？一些城市采取的是通过城市化、土地开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很显然，这一模式难以持续，这就导致了今天一些地区人口的流失，这个趋势还会加强。”倪鹏飞说。

那么，应对城市人口的流失或者收缩，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倪鹏飞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第一，顺应经济规律。“对于一些因经济发展规律出现人口流失的城市或者区域，可以学习西方过去一些已经成功的经验，发展紧凑型城市。同时要提高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公共产品的质量。要创造差异化的公共产品，来支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够应对紧凑型的城市的发展，满足当地留守人口的福利。”倪鹏飞说。

第二，要调整公共产品的布局。“在疏解大城市的人口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优质的公共服务向外疏解，不仅向周边疏解，而且要向县城疏解。政府也一直在讲，县城也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体系等，尤其是大都市周边的县城、城镇。只有这样，既能够阻止一些小城市过度地收缩，又能够解决大城市的一些问题。”倪鹏飞说。

第三，针对一些城市出现的人口流失、债务攀升、住房过剩的问题，建议统筹化解城市收缩带来的风险，把人口经济、住房、债务等问题一起考虑，把流入城市和流出城市联动起来进行考虑。“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土地指标的问题，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出的问题，还给这些地方那么多指标吗？显然要减少这些地方的指标。减少指标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不是无偿减少，而是通过准市场的办法进行有偿地转让。人口流出地区土地指标转出来给流入地区，流入地区给这些地方一笔转让费，从而缓解或者克服债务攀升的问题。还比如，环境方面的碳交易等，以及一些其他的公共产品都可以采取在空间上有偿转让指标的办法。”倪鹏飞建议。

校对陈荻雁